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?
这可不是一个好话题,美国的经济学家在谈这个话题、政要也在谈、法国人在谈,澳大利亚的财长也在谈。这能不能下得出一个结论:中国经济真的很有问题了?
正确的回答是:任何经济体都会有这样与那样的问题,但是,中国经济目前所遭遇的问题,不是危机,是调整;量级不同。
真正的问题是什么?
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表述,比如:需求不足;又比如:缺少内生力。提纲挈领的表达即:生产过剩。
我们并没有真的出现通缩,却出现了生产过剩,这就是中国问题。
老外肯定搞不懂,在评价中国经济时,只是依据统计学的数据,缺少对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独特性的认知。比如房地产,在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,由价格体系调节供求关系,一旦出现过剩,很可能是一场经济危机;中国不同,实行的是土地全民所有制,地方是土地资源唯一的供应商,一旦出现过剩,不必然是一场经济危机,因为它不完全依靠价格体系,通过一场大塌方来重建供求平衡,对中国而言,一纸文件就可以停止全部土地资源的供应。
难点不在经济本身,在体制成本的削减,彻底摆脱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,一切都不是问题,而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。
过剩是如何发生的?
过剩的铜币翻过来,不就是内需不足吗?不完全。
中国所遭遇的过剩,最直接的原因是外需下来了;外部环境的复杂又是综合性的,涉及到俄乌冲突的立场、台海地区冲突的安全性的影响、中美贸易谈判、CPTTP又充满了C体制上价值观的排斥,所有这些问题,都是不我们单方可以决定的;而这么多年,外贸一直在消化着早已经过剩的产能。
中国经济一直有三驾马车之说。
张维迎最烦这种说法,可是谈数据总归要做投资、消费、出口的对比。三驾马车中,真正的马是消费,投资是车箱,制造财富与积累,外贸是后备箱,加入WTO后,打开了后备箱,将产能释放给了全世界,同时共享全球产业链上先进技术,这一块出了问题,产能通通回到内循环,肯定不行。这是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,尤其令人不安的是,全球经济也在衰退,巨大的买方市场,也是过剩时代。
民粹主义者天天喊着拒绝外国产品,然而拒绝是双方的,当你拒绝时,同时也会被拒绝,完全脱钩的结果就是国内需求不足,出现产能过剩。中国现在的口号是:没有选择,必须合作。
谈到内循环,都认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,我们命之为“超大市场”。
的确,我们是第一人口大国,并不等于也是第一居民消费大国,数据显示,2022年,美国GDP为25.47万亿美元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高达82.59%,中国GDP为为16.86万亿美元,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仅为51.7%。十四亿人消费干不过三亿人,不仅仅是绝对值,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也远远落后,这就是问题。我们的“超大市场”,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
人们似乎满足于自已的满足,世界不能没有中国,而中国可以自成封闭系统。
逻辑上完全可以,现实中两个循环还是相通的。更何况,国内市场市场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撇开二元经济结构、非市场化行为这些深层矛盾不谈,至少有两个障碍是一下跨不过去的,一是居民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,二是房地产严重过剩,凝固了老百姓70%的流动性,房地产长期用高负债支撑,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。
居民收入比人低,楼市吸虹了70%的流动性。
这意味着分配的不平衡,财政的收入说到底,是取之于民,还之于民。如果还之于民这一块做的不充分,还要拼命刺激股市、刺激楼市,就成了损不足而补有余,当然会出现生产过剩。
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内外的双方夹击下,并且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重叠了,于是,出现了中国式的生产过剩。
我们能走出过剩的困局吗?
中国式的生产过剩,并不是真的过剩了。是后备箱打不开了;是在切蛋糕时,主导分配的财政,给企业与老百姓切的少了。这两个方面问题的解决,经济学家插不上嘴。
企业税费过高,体制性的成本过高,利润率一降再降,已到边际。
所有的企业都向自己开刀,断臂求生;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,大批企业破产;青年失业率连创新高,远在衰败的西方国家之上;虽然GDP增速在恢复,企业的表现却是一种背离,这就是中国式的生产过剩。
而在这困难之秋,老百姓缺少社会保障体制的支持,对未来的就业与收入缺少预期,消费当然刺激不起来,受冲击最大的是房地产的大消费,房地产又是财政的命门,财政也一样亚力山大。
既然是过剩,传统的投资模式已经不解决问题,何况,投资一直是非中性的选择,又是长期项目,效率递减,2012年以前,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,需要5块钱;现在每拉动1块钱的GDP增长,需要投资9块钱;投资的定海神针不那么灵了。
去年底的工作会议,实际上在做调整,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型经济体调整;税制改革的方向,也是以企业税为主,逐步转向个税。所以,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,将是未来经济政策的不二选择。过去的政策导向,银行、股市、税收、财政是为投资服务,今后转向消费,就要为消费服务,一切要围绕着消费转。
时势造民营
消费来自于收入,收入来自于就业,就业从哪来?
主要从民企来,民企支持了就业的85%以上,对民生的影响举足轻重,而舆论却导向对民营经济原罪的批判,这不是跟资本主义过不去,是跟自己过不去。
就业是未来的重中之重,这决定了必须立即扭转社会上各种似是而非的民粹主义倾向,对民营经济的支持,不仅仅是对华为这样的光荣企业的支持,也包括千千万万个中小微企业,,这些低端产业吸纳了大量就业,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和保护,就是对民生的支持和保护。
就业的保障稳定住第一分配收入,更重要是财政对第二次分配的支持。要让林毅夫式的“有为政府”从投资与财政赤字,转向对社会保障的完善。
199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55%,这个比例到2021年只有大概43%左右了,是在下降;而发达国家的同一比重大约在70%上下。相应的,中国居民消费率也从54%降至38%(国际社会在60%左右)了。所以,分配也取决于财政的主导,能不能做到两会撮出的,将财政收入的70%用于民生?我们现在是53%,美国是82%。
中国经济的问题在生产过剩。
生产过剩的内在原因是政策的非中性原则,挤点了民企的生存空间;是因为居民收入占比过低,这两方面都直接与财政的主导相关,一是要减税,让利于企业,重建充分竞争的市场,能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,让民生改善的只能是民营,正因为如此,相信时势强于人,民营经济需要坚守。二是要提高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占比,还利于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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